二、理论与实践。陶行知认为，教育应该是创造教育，教育的最终目的便是要求受教育者在掌握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这种创造教育思想启发我们：只在校园内向学生灌输书本知识，忽视学生与社会的联系，不重视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封闭式的教学模式，必须改革！1985年开研究课《荔枝蜜》，使听课的同行有耳目一新之感。于是我进一步总结，写成论文《定向 定序 定度》，发表于《黄淮学刊》。这次成功启示我，教学只有接受理论的光照才能避免盲目性，才能提高科科研含量；理论只有获得实践的支撑才能走出书斋，激发活力。我每上一次公开课，课前都有较为清晰的理论指导，课后都有一篇理论色彩较强的总结文章。例如1979年上《回延安》，我写了5000多字的《＜回延安＞教学札记》，发表于《扬师学报》；1982年上《学习》，我撰写了6000字的《议论文语言的逻辑分析》，发表于《西南师院学报》；1984年上《爱莲说》和《愚公移山》，我以“在古诗文教学中引进时代活水”为研究课题并取得初步成果，同题论文发表于《贵州教学学报》；1987年上《猫》，我引进比较教学理论，将小语教材中老舍的《猫》和中语教材中郑振铎的《猫》作比较，5000字的论文《接通小语信息，优化思维流程》发表于《抚顺教院学报》；1980年进行文言文单元教学尝试，经验总结《文言文教学中的古今汉语联系》发表于《徐州师院学报》。这些都不断启示我：理论研究必须指向教学实践，课堂教学必须指向课题研究，这是对科研型学者型教师的必然要求。
三、博取与专一。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相等。语文学习与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都应实现沟通。这就决定了语文教师必须“以专取博，博中求活”。从教以来，我曾在中师、高中、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培训班、高师函授班教过形式逻辑，为此我曾五“啃”形式逻辑，编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逻辑知识》等教材，发表专业性较强的文章10余篇。而这样的“专一”是与“博取”分不开的，我曾经要求学生将朱镕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原稿和听取代表意见后的修改稿作比较，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20多处改动作评说；我也曾搜集“名嘴”（节目主持人、体育比赛现场解说员）的口误并将它编入训练材料，让学生纠错，学生兴趣甚浓。我在高中开“诗歌鉴赏”选修课，我曾将自己撰写的论文《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浅谈江泽民“三个代表”论述的自身文化实践》介绍给学生，将江泽民《访仙台》等五首七绝作为鉴赏教材；温家宝总理在人代会期间答记者问时多次引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古诗言志明理，倾吐心声，我在选修课上与学生一起吟诵林则徐的《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和丘逢甲的《春愁》，通过形象思维感受总理“以身许国，为民造福”和心系台湾同胞的一片深情。这样的课堂时代感强，充满活力，是“专”与“博”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