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从教之路的哲学感悟
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 曹津源
一九六五年夏，六朝古都南京。我告别随园，登上紫金山观看喷薄而出的朝阳，迎接全新的生活。八百顷太湖之水，锡惠山二泉之月终于没有如我所愿再度伴我，迎接我的是南黄海的潮起潮落和拍岸涛声。也在这一年，一位伟人“重上井冈山”，如椽巨笔挥写出豪气冲天的《水调歌头》：“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今年春节，家居喜迁清华园，我整理旧物，那1600多篇发表的文章，“江苏省中学特级教师”(1984年)、“全国优秀教师”(1989年)、“江苏省首批名教师”(1999年)的证书、奖章，虽都激起了我“莺歌燕舞”、“潺潺流水”的喜悦感，但更多的却是使我涌起“过了黄洋界，险处更须看”的求索欲望。四十春秋过去，弹指一挥间。重读毛泽东那形象与哲理辉映的《水调歌头》，引发了我对四十年从教之路的哲学思考。
一、“可遇”与“可求”。俗话“可遇而不可求”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可求”可以理解为一个人为理想作出努力，“可求”本身并不错；“可遇”，不妨理解为由于自身进步、成绩的不断积累，某个荣誉、一次成功的突然而至，不期而至。我们要注重“可求”，更要相信“可遇”、“可遇”可以转化为“可求”，“可求”之实现，往往离不开“可遇”之心态。1977年我调到如东师范，那时才粉碎“四人帮”，教育园地乍暖还寒。中师没有大纲， 没有教材，一切从零开始，谈不上什么“可求”——没“职称”这个词儿，更没有“特级教师”的影子。但我没有因为没有明确的“可求”就糊糊涂涂教学，马马虎虎工作。我自编教材，研究学员（有的只比我小一两岁，已在社会上工作了多年且有实践经验），研究中小学教材教法。在此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陶行知先生的培养创新精神的创造教育思想。这个思想主要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为理论依据，以生活为教育内容，强调教学做合一；力图通过“六大解放”、“三个需要”、“一大条件”来解放、培养并发展学生的创造力；同时采取启发、自动、手脑并用等方法实施创造教育。在此理性光辉的照耀下，我结合教学实际，并不断总结经验写成文章，到1984年，我已发表了20多篇较有质量的文章。那时写文章几乎没有功利色彩，没有什么利益驱动，只感到有些体会不写下来是一种缺憾、损失，感到作研究写文章是教师职责的题中应有之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四：当时课务较重（教两班文选，还要教修辞逻辑），领导也没有要求，研究和写文章完全是“自找苦吃”；没有稿酬（后来才有低稿酬）；那时的报刊很少，写作时也没有想到去发表；写作条件很差，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里，备课和写作只能在夜深人静后减弱了台灯的亮度挤在书桌一隅进行；即使文章发表了，也不像现在可评个什么奖之类，不想也不能用它再去获得个什么。“可求”的欲望几乎为零。即使这样，我却乐此不疲，因为我相信这样的努力和积累总有它的价值，总是对自我的完善，或者这就是一种相信“可遇”的思想吧。1984年评特级教师，我是抱着应付的态度对待的，因为县里知名度比我高的老教师还有好几位。结果我被评上了，据说评审组认为我发表研究文章起始早（1978年），篇数多，层次较高（《北师大学报》、《扬师学报》、《徐师学报》、《语文战线》等）。破解其中的哲理内涵，至少有两点，一是有“可求”固然好，为获得“可求”之物而奋斗也是值得赞美的思想境界，但这样的奋斗应该在正确的思想观念支配下，抱着一种平常的心态，符合规则地进行；二是相信“可遇”，这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境界，让平时的努力在一种远离功利的状态中进行，重在自身的积累和完善，这往往会使原本并不明显存在的“可求”以“可遇”的形态出现，这便是生活中的辩证法。总之，对“可求”之物的急于近功的过度之求往往会使你的心理失衡，陷入一种由莫名的苦闷、偏激编织而成的罗网，从而影响你收获“可求”之物的过程；相反，当你集中精力、心力于自身实实在在的积累和发展，你的行为都在一种平静自然的状态中进行，那么，“可遇”之物也许在你不在意中悄然降临。
